唐宋元招商本质多元化的历史中国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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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学至今承认，中国自从早在春秋末期进入文化启蒙百家争鸣的“诸子百家”时代之后，再没有经历第二次文化启蒙高潮的历史社会阶段（至今我们的无数学者仍在引用两千多年那些古人认知的“名言”，吃祖宗老本，做着一代又一代的“啃老族”，便是这种史实和现实的历史自叙不知他人怎么想，至少笔者为此感到了羞耻）。春秋末期产生了老子的无为和忍让思想，孔子的仁思想，墨子的利他和兼爱思想，杨朱的利己思想，孟子的性善和荀子的性恶（私欲）思想，等等。以现代思想观来看，古人那些思想并非是完全对立的，它们有共性，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混杂性。这种共性，是以他们所处共同的人类社会为基点和背景的。共性的社会产生了各有千秋、各有倾向的思悟观点。人类思想史发展到当今世界时代，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常识认知：任何思想都是基于人类社会本身；那种独尊一种思想、抹煞其他思想的行为，便是扼杀了人类社会多元化并由此产生的人类哲学思想多元化的丰富多彩性。春秋战国进入强秦时代（史称“先秦”），人类思想本质多元化不受欢迎于欲以专一强权统一中原七国的秦国。以不变一统权力对待“百家”多变哲学思想的秦“灭六国”之后，“焚书”和“坑儒”也就在历史发展的“合理性”之中了这种历史逻辑，不是的否定始皇帝“焚书坑儒”历史事件的几篇文章所能抹杀的。
中国历史学称“汉承秦制”。因具有不变权力属性的制度的需要，也是出于对多变的人类哲学思想的憎恶，汉朝进入武帝时代便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王朝政策以不变的权力来苛待和暴政于多变的人类思想（统一的皇权深深爱恋统一的思想）。自“独尊”开始，中国历史产生了一个奇特的（观念史）现象：中国历史上基于多元化人类社会本质而产生多元化思想的那些灿若星辰的思想家和哲学家，都被择其一点地归于“儒家”一列（比如典型者是春秋末期哲学立论完全不同的荀子和孟子被同归为儒家；比如五代十国时期违背儒学宗旨、投靠五国君主、在宋朝被欧阳修、司马光谩骂的冯道，在宋朝之后也被列入“大儒”；历史上反对孔孟之术的所谓“儒家”则更多）社会本质多元化的百家争鸣已经被本属“另类”的专一权力认同观（西方学说称“权力崇拜”）同样定义为“另类”了；中国历史上那些丰富多彩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也湮灭于那条长廊之中。在这种单一“文化”一脉相承中，中国无法产生人类学和自然学多元化的分类学科。历史进入晚清世界时代，中国知识界人士才猛然看到了西方国家符合人类社会多元化本质的分科学说的丰富多彩性。植物学、动物学、社会学、医学、地质地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无数分科学说，正是在那个时期才被中国吸纳。不得不说，千年皇朝中国是人类社会权力学的老者和分科学的幼稚儿（有“巨婴”之说）。
成长于传统皇朝社会的晚清梁启超坦言：他一直对春秋末期影响很大的“百家”之一杨朱（与墨子具有同等影响力，但作为后人的我们已很少知道此人了）的“重己”的利己思想“深恶痛恨其言”，并因不赞成杨朱所说的“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斥之为“公德之蟊贼”。但经过亲历欧美，对西方各国丰富多彩的人类学说作了比较以后中国历史长期以来因独尊而泯灭了多元化学说，没有学说之比较，患上了文化自闭症，梁启超才得到了思想观念上的启发：如果人人都能觉悟到自己的权利，并且尽全力保护自己的权利，就没有人敢于损害他人的权利，“故曰天下治矣，非虚言也”。他说：“西哲名言曰：人人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为界，实即人人不损一毫之义也”（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36页）。梁启超指出：中国历史对杨朱思想的误读，恰恰在于“惟熏染其人人不利天下之流毒，而不能实行人人不损一毫之理想也”，即，封建皇朝把各类学说归入“一家”采用“择其一”的手段，泯灭另“一家”同样采取了“择其一”的手段。这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扼杀多元文化和人类思想既有共性又有差异相交圆（平面几何术语）的独尊术，是独尊权力及唯不变权力为大佬属性之下产出的一枚怪蛋。
梁启超指出：“权利思想愈发达，则人人务为强者，强与强相遇，权与权相衡，于是平和善良之新法律乃成”，而古往中国，由于“独尊”，“遇仁者焉，则为之婴儿，遇不仁者焉者，则为鱼肉。古今仁君少而暴君多，故吾民自数千年来祖宗之遗传，即以受人鱼肉为天经地义，而权利二字之识想，断绝于吾人脑质者固已久矣”（同上书，3536页）。由此，梁启超得出结论：在春秋末期“诸子百家”时代，杨朱是人类社会多元化学说中关于人的自然权利的启蒙第一人。对此，稍晚于梁启超的哲学家、黑格尔研究专家、教育家、翻译家贺麟以及历史学家吕思勉等人也有类似的看法。他们认为，在社会实践和人的思想中，的确包含着既不损己利人、也不损人利己的行为属性，除了幼童，任何成年人都会知道，损害他人者终会损害了自己。自古至今亦然。封建皇朝在“道德”上剥夺和泯灭个人固有利权思想，实质上就是早有历史学家揭示的“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的人性中的劣性。
现代思想告诉我们，人类思想具有共性及相交圆的特点。只有自己是“异类”（或异端），才会把他人归于异类（或异端）。杨朱稍晚时代的孟子曾有一句“名言”：“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可以这么说，中国自后历史长期以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非此即彼”思想，正是始于两千多年的那次初级文化启蒙时代的孟子观点，以及自后历代皇朝对包括孔学即“孔孟之道”千锤百炼而铸成的痼习，并酿成了传承的社会观念和思维习性。
赘言之，对于两千多年前春秋战国时代的那次百家争鸣文化启蒙，当代中国人有这样的赞誉之说：这是中国文化的早熟。但“文化早熟”之说，究竟是奉承还是拐了一个弯的责备 因为“早熟”有“长不大”和“长不高”的意思，这是当代社会的自然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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