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元杜甫第一快诗快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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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这首诗作于唐代宗广德元年（763）春，当时杜甫携家人于梓州（今四川三台县）躲避西川兵马使、成都少尹徐知道叛乱。
作诗的历史背景是：上一年即宝应元年十月，李唐军队在洛阳附近的横水打了一个大胜仗，收复了洛阳和郑（今郑州）、汴（今开封）等州。史朝义的部将薛嵩以相、卫等州降，张忠志以恒、赵等州降。次年正月，史朝义逃至广阳，自缢身亡。其部将田承嗣以莫州降，李怀仙以幽州降。
这首诗有下边几个问题，值得一说。
快诗艺术
关于这首诗的艺术特点，浦起龙有很好的概括：“八句诗，其疾如飞。题事只一句，余俱写情……生平第一首快诗也。”
韩愈有句名言，叫“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音易好”。但是，杜甫这首属于欢愉之辞的作品，却无疑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好诗。
王嗣奭：此诗句句有喜跃意，一气流注，而曲折尽情，绝无妆点，愈朴愈真，他人决不能道。
仇兆鳌引顾宸语：此诗之忽传、初闻、却看、漫卷、即从、便下，于仓促间写出欲歌欲哭之状，使人千载如见。
杨伦引邵子湘语：一片真气流行，此为神来之作。
杨伦引沈确士语：一气流注，而曲折尽情，篇法之妙，不可思议。
萧涤非则从内容与艺术形式两个方面指出这首诗的魅力：通过这首诗，我们不仅可以看出杜甫爱国的精神，天真的性格，充沛的热情，而且可以看出他那“炉火纯青”的工力。
浦氏没有对“快诗”的“快”和“其疾如飞”的涵义作具体的说明，其他学者的“一片真气流行”、“一气流注”、“仓促”，更是模糊之词。
我认为，杜甫这首快诗的“快”可以分出四个层面：一是连接词语转换之快，二是人物动作切换之快，三是空间转移之快，四是诗人心情之快。
词语转换：忽初却即便；
人物动作：传（闻）涕泪……看卷喜放歌纵酒还乡穿向；
空间转移：剑外蓟北巴峡巫峡襄阳洛阳。其中“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两句诗，只以四个地名的顺序排列，便给人以行旅如飞的感觉，给读者的印象，比李白的“千里江陵一日还”还要快。“千里江陵一日还”，耳边传来的是凄厉的猿声，惊险之旅；而杜甫的“巴峡巫峡襄阳洛阳”，是纵酒放歌、青春作伴，开心之旅。
诗人心情：涕泪满衣裳是喜极而泣，漫卷诗书喜欲狂是快乐的行为化，放歌纵酒是快乐的庆祝形式，青春、还乡是快乐的理由，“即从”、“便向”是快乐的计划。
这首诗写快乐，有一个过人之处：以诗人一瞥，带出妻子儿女（却看妻子愁何在）。这使得快乐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不是独乐，是众乐，是全家之乐。
有两句老话，一句叫“萝卜快了不洗泥”，一句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对一般人来说，仓促之间，心情快乐的情况下，来不及推敲词语，很容易写出粗疏的作品；但对杜甫这样的诗界圣手来说，再快的动作，也能做到严丝合缝，滴水不漏。
四个层面的快，因为安排合理、编织巧妙，丝毫不会给读者以眼花缭乱的感觉，而是有条不紊的丰富多彩，生动有趣。打个比方，有点像好莱坞的优秀动画片。
白日、白首版本优劣
第五句，有两种版本，一作“白日放歌须纵酒”，一作“白首放歌须纵酒”。
《唐诗鉴赏辞典》：“如果作‘白日’，就与下句中的‘青春’显得重复，故作白首较好。”我不赞同这种说法，理由有二：
白日跟青春并不重复。白日指时间，无需解释；青春指景色，即花明柳媚的春天景色。两句合起来，表现且歌且行的快乐旅行情景。
白首，往往用于表示年龄大，有迟暮、垂老等意思，偏于悲伤情绪。这跟整首诗的欢乐气氛，显然是格格不入的。
杜甫为何快乐
听到李唐王朝的军队收复了洛阳和河北部分地区，杜甫便欣喜欲狂。
为什么 杜甫在诗歌中明确说出来的原因是：可以马上回到有自家田园的洛阳去了。“便下襄阳向洛阳”句末，杜甫有个自注：“余田园在东京。”
杜甫自己给出的这个答案，显然不能算是标准答案。
仇兆鳌：初闻而涕，痛忆乱离。破愁而喜，归家有日也。这是转述杜诗原意。
萧涤非：杜甫是一个热爱祖国而又饱经丧乱的诗人，听到这消息，所以不禁惊喜欲狂，手舞足蹈，并冲口而出的唱出了这一首有名的七律。这是说，杜甫喜欲狂是因为祖国转危为安，自己可以结束丧乱。
大概，不少读者都会是这种想法：杜甫为战争即将结束，自己可以马上回到家乡，不再遭受战乱、与家人分离之苦，而欣喜若狂。
就诗论诗，如是讲并没有问题。但是，结合实际情况，问题就来了。
首先，虽然洛阳是杜甫儿时曾经生活的地方，家族宗祠、祖先坟茔也在洛阳附近。但诗歌中他既没有表现过离开洛阳的痛苦，也没有表达过回到洛阳的强烈愿望。事实上，杜甫更想去的是江东地区。
其次，安史之乱被平定之后，杜甫并没有着手实施“便下襄阳向洛阳”的返乡计划。不久后回到成都，甚至有在那里安居终老的打算。要不是跟严武发生过“睚眦”差一点被严武杀害，要不是严武英年早逝，他真有可能一直定居在成都浣花溪畔，万里桥附近。
这两点，只要把阅读范围稍加扩大，看看杜甫写作《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诗前后，便不难明白。
写作《官军》前，代宗宝应元年（762）夏，严武奉召入朝，杜甫从成都出发，一路相送，直送到绵州奉济驿。跟严武分别之际，杜甫对此后的生活感到迷茫。有诗为证，《奉济驿重送严公四韵》：“远送从此别，青山空复情……江村独归处，寂寞养残生。”《远游》：“似闻胡骑走，失喜问京华”，杜甫真正关心的，是朝廷；《悲秋》：“始欲投三峡，何由见两京”，杜甫想回去的是京城长安、洛阳，不专指洛阳。
因为安史之乱爆发，杜甫弃官后，原本想好的隐居秦州计划，宣告破产，只得漂泊西南。漂泊西南期间，对杜甫而言，最痛苦的事情应该是寄人篱下。跟写作《官军》同一时期的作品，《客夜》“计拙无衣食，途穷仗友生”，心中的无奈苦闷，不难想见。《春日梓州登楼二首》其二：“厌蜀交游冷，思吴胜事繁。应须理舟楫，长啸下荆门”，杜甫离开蜀地后最想去的地方，其实是今天江浙部分地区。在梓州一带避难的三年间，杜甫一直期望的事情是，买舟东下，再游吴越（江浙）。因为那里有他早年游历时留下的美好回忆，有不少喜爱他诗歌的爱好者，刻印了他的诗选，在广泛流传。换言之，吴越地区有杜甫不少知音，粉丝。对发出过“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感慨的杜甫而言，毫无疑问，吴越地区魅力巨大。
孤立地阅读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会觉得这是杜甫人生的一大快事：历时七年多的“安史之乱”结束，杜甫可以携家人回到有田园财产的家乡洛阳，落叶归根，安度晚年。但是，倘若联系到杜甫自那之后的实际人生轨迹：先是满怀希望回到成都居住了一年，然后，失望中买船东下，到夔州（重庆奉节）过了两年相对安定、富足的生活；离开夔州后，计划去长沙投奔亲戚。继续乘船，出三峡，经湖北，入湖南境内后，遭遇变乱，一度生活无着；最后，贫病交加中死于衡阳至耒阳途中，自家小船上。因为贫穷，杜甫的后人甚至无力扶柩回洛阳安葬。就是说，杜甫死后成了异乡的游魂……从这个角度看《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所谓杜甫平生第一快诗，记录的，不过是一次短暂、虚幻的快乐，杜甫此后七年的真实遭遇，比安史乱中的颠沛流离还要痛苦，悲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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